近日，国学院王育林教授在《中国中医药报》以《让医古文为中医药传承助力》为题发表文章，强调医古文对于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到“面对时代赋予医古文学科的光荣使命，我们需要努力学习，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好地服务于中医药学，以助力传承中医药知识、培育精诚大医的伟大事业。”

  在该文中，王育林教授提出以下三个重要观点：其一，“读经典自识字开始”。识字之学即传统小学，读经典离不开识字的功夫，这是古今学者的基本治学经验，研究中医药学亦是如此；其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医古文是进入中医药典籍和知识之门的阶梯。中医药典籍承载宝贵的中医药知识，也承载优秀的中医药文化。没有医学知识的人不能成为医生，没有传统文化的医生不能成为明医、大医。这一切都离不开医古文能力的养成；其三，勇担“医古文的时代使命”。当前，大力发展中医药学的政策导向和舆论氛围都为医古文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医古文大展身手的舞台越搭越大。全国医古文学科建设经过四十多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医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未来，医古文学科要勇担时代之使命，助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该文全文如下：

让医古文为中医药传承助力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育林

   伴随现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在中医药学领域被运用于古医经研习、古医籍整理、中医术语规范、中医思维与语言表达训练等方面，于是专门的医古文课程和医古文学科应运而生。中医界有成就的前辈学者多从旧时的传统的识字之学即“小学”和经学训练中来，因而格外重视医古文在中医教育中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巨大推动给医古文教育带来又一个春天。许多有识之士着眼于中医药长远发展的思想站位，一再强调医古文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医古文比喻为“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钥匙”，把医古文能力看作“对中医药学的一种传承能力”。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都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大力发挥医古文的重要作用，让它为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助力。

读经典自识字开始

   读经典离不开识字的功夫，这是古今学者的基本治学经验。清代张之洞说：“解经宜先识字。此非余一人之私言，国朝诸老师之言也。”早在周代，贵族子弟入小学先识文字，到汉代就称文字学为小学，到隋唐以后小学就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事。大家熟悉的《四库全书》，在经部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学类”，是把小学书当作读经的工具书收进来。小学既是读经的工具，又是读一切古籍的工具，而且是很重要的工具。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研究中医药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传统小学就是语言文字学。早在四十年前，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为医古文研究会首任主任委员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任应秋就曾引用《左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成语来比喻医古文与中医学密切的关系。任应秋说：“有的同志说，医古文这根‘毛’是附在医这张‘皮’上的。我说，从本质上看，是医这根‘毛’附在文这张‘皮’上的，‘文以载道’呀!医学是门科学，没有文化能学得进去吗？所以我和上述同志的看法正相反。我认为医古文是中医的基础是无可非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医古文是进入中医药典籍和知识之门的阶梯。中医药学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它的思想成果和技术知识都用当时的语言文字写在书里，传递下来。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工具。古汉语和古医籍是古代中医药学术和中医思维成果的载体。中医经典则是中医思想、中医思维模式的集中体现和基本范式。但语言的古今变化，给我们的学习带来困难。正如明代学者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也。”语言的变化加上古籍文字在流传中不断产生的讹误，会给阅读和使用古代中医药典籍造成隔膜。医古文不仅可以扫除阅读中难字误字的障碍，还可以让我们对字词的理解更准确，对文意的理解更贴切。

   例如，《黄帝内经》是经典，但书名上的“经”字并不是“经典”的意思。这怎么讲呢？原来，“经”字的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纵线。线也可串联竹简木简成书，于是“经”字就有了“书籍”的意思。章太炎先生说，这样的书就和印度的百叶经的形制差不多。可惜像《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之类的辞书都没有收录“经”字的“书籍”义。有人会误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书名上的“经”字是“经典”的意思，误以为《隋书·经籍志》的“经籍”只包括经部的书。其实“经”字的“经典”义是从“书籍”义引申来的。这两个意思后来长期并存。《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书虽然今天变成了经典，但当初立名时只是经典化以前的普通书籍，书名用“经”字和《山海经》《周髀算经》等书的“经”字并无二致。这里从字义的辨析还引申出一个由书籍之经到经典之经演化过程的有趣话题。

   《神农本草经》经过陶弘景整理有了成型的文本，但这时的《神农本草经》以及陶氏所据以“苞综”的所谓“诸经”都是指本草书，都不是经典。又如，《黄帝内经素问》王冰序开头几句是：“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其中“拯黎元于仁寿”句，一般都理解成“拯救百姓使他们都得到长寿”。这样的理解并不能真切反映原文的意味。“拯救”是挽救、救济，与下句“济”的意思差不多。这就模糊了两句话的意义层次。其实这两句话的逻辑是，“济羸劣以获安”指把病治好，“拯黎元于仁寿”指把命延长，两种行为的起点和目标都不一样。“拯”的古字是“丞”，“丞”的古文字字形反映的是用两只手把落在陷阱里的人举起来的样子，词义有“提升”的意思，与治病无干。可惜《汉语大字典》虽然提供了古文字的字形但没有列出“提升”这个义项。《汉语大词典》释义说“上举，从低处引出”，是对的。再看王冰序，“仁寿”是一种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而“拯”字正是提升的行为。

   有人说经典现在有这么多的今译本注释本可看，自己还辛辛苦苦地学习医古文干什么呢。其实今译本虽然可以大体传达古书的逻辑意义，但无法完整传达古书语词间的文化意蕴和贴切领会古人表达的微妙用意。今译本只是古书原著的代用品和助读材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帮手。由此也可以想见那些依据今译本翻译而成的外语文本的情形了。此外，今人整理的经典本子也不免有误，也时时需要读者凭着自己的医古文能力加以纠正。下面举两个名家整理本疏漏的例子。

   先看原金陵大学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刘衡如的《灵枢》校勘本《寿夭刚柔》篇的例：“黄帝曰：余闻寿夭，无以度之。伯高答曰：墙基卑，高不及地者，不满三十而死。”正确的标点应该是：“伯高答曰：墙基卑高不及地者，不满三十而死。”其中的“卑高”是反义词连用，此处指“高度”。《易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文选》潘岳《河阳县作诗二首》其一：“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卑高”两个字连用的例古书常见，可惜多种词典未予收录。

   再看医史文献学家郭霭春的《黄帝内经校注》的例：“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许多有名的出版社出版的本子也大都如此断句。但在“形”字下断句有误。检《素问》《灵枢》二书中用以指身体时或称“身”，或称“形”，或称“身形”，在这里称“形身”是一个意思。再说“身年”二字不成话，就是过去批评家所说的“不辞”。应当改为“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注释错误的例，如《素问》：“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郭霭春注释说：“朴，《说文解字·木部》：‘朴，木皮也。’凡木之皮，皆较他皮为厚，引申有纯厚义。”按“朴”字从“木皮”义实难以引申出“纯厚”义，注释者不识“朴”字实为通假字，只就“朴”字的本义强为之说。实际上，“朴”为“樸”的借字。《说文解字》：“樸，木素也。”木素，指未经加工成器的木材。引申为质朴、纯厚之义。古书里借用木皮之“朴”代替木素之“樸”的例子很多。

   古书有误字而校勘者有时候没看出来。刘衡如校勘本《灵枢·九针论》：“黄帝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矣，余犹不能寤，敢问九针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而终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时，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风，九以法野。黄帝曰：以针应九之数，奈何？”从上下文不难看出“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云云”说的只是一个“九”字，而与“九针”的“针”字无涉。下文“以针应九之数云云”才说到“针”。可见“九针者”之“针”是衍文，当删。

   校勘古书的工作如此重要，难怪乎胡适先生说读书要经校勘、训诂、贯通三个环节而把校勘放在第一位呢。医古文能力是阅读古医籍的综合能力，其专业知识构成涉及语言学、文献学、文化学，当然更离不开中医药学。医古文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就无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早年本科医古文课的课时多达200多学时，是今天的三五十学时的许多倍，确是有充足道理的。中医药典籍承载宝贵的中医药知识，也承载优秀的中医药文化。没有医学知识的人不能成为医生，没有传统文化的医生不能成为明医、大医。这一切都离不开医古文能力的养成。

医古文的时代使命

   当前，大力发展中医药学的政策导向和舆论氛围都为医古文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医古文大展身手的舞台越搭越大。例如，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令人赞叹的魄力将医古文作为博士生入学考试的一门科目，与英语考试并列以供考生选择。国家有关部门更是采取了具体有力措施加强医古文科目的考核力度。这对引导中医药工作者和医学生以医古文为门径、以经典原著为根本，坚持在中医药传承中的守正原则，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从全国医古文学科的建设看，经过四十多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各地中医药高等院校已经培养了一支具备较好专业素质，能教学、能科研、能整理古籍、能传播文化的医古文教师队伍。本科医古文教材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文医兼顾，到弃文从医，到现在从文入医的探索过程，已然形成内容稳定、架构合理、共识性高的教材体系。

   现今医古文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存在于许多学科的共性问题，就是医古文教师队伍中具有过硬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的中年骨干为数不多。来自文科专业的青年教师古汉语基础过硬，但面临学习中医药知识的任务，来自中医药专业的青年教师了解医学而面临学习语言学知识的任务，来自中医院校医史文献专业的青年教师在文和医两方面都有一定基础，但又有学习所在岗位业务知识的任务，当前他们都面临适应教学岗位和选择科研方向的迫切问题。近六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连续两期开展“中医典籍与语言文化研究专家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计划”，专家们义务完成了两个三年期指导工作，对一些院校青年医古文教师培养有所裨益。值得警醒的是，青年教师个人发展方向的问题如果在参加工作的最初五年内得不到解决，那么人才就很有可能荒废。

   医古文教育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医古文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尚未形成成熟的完善的方案。相关专业的导师队伍整体上学术水平还有提高空间：语言学、目录学、古籍整理和科技史的专业水平还不够高。这就影响了学生的培养质量，也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建议有条件的院校在医古文学科下建立更加专门的研究生课程群，对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科目进行细化，由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科技史等方面有专长的教师开设课程，打通导师门户的界限，让学生获得较宽的视野和学习专门知识的机会。同时，医古文学者还要有学习新知和积极接受新知的态度，适应互联网带来的研究方式变革和教育手段进步，积极参与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

   面对时代赋予医古文学科的光荣使命，我们需要努力学习，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好地服务于中医药学，以助力传承中医药知识、培育精诚大医的伟大事业。

（中国中医药报责任编辑:董俊彤）

中国中医药网全文链接：http://www.cntcm.com.cn/news.html?aid=181864

作者简介：

  王育林，北京市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研究方向：汉语名物训诂学、古代医学典籍学。

  师从训诂学家和中医文献学家钱超尘先生，以《说文解字》和儒家经典为根柢，秉承清代乾嘉学者的考据方法和征实学风，立足于中国医学经典的整理研究。《中医古籍考据例要》（2006）、《中医古籍阅读学》（2008）、《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汇考》（2012），联合主编《黄帝内经素问纂义》（2016）、《黄帝内经灵枢纂义》（2016）以及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古文》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医学名物词研究”（2011）和“中国医学六经传承史研究”（2018）等。师从词学家周笃文先生研习宋词之学。协助周笃文先生主编十卷本《全宋词评注》，任执行副主编（2011）。

（国学院/撰稿：朱姝源/审稿：刘怡桐）